映象新闻

如教育中的大部分也属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，但政府非教育经费未包括在劳动者报酬中。

只有打破条条框框，才能杀出一条血路。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，也是发展的基本逻辑。

企业面对风险，必须提减值准备。北京日报2020年10月31日 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公共风险管理 十四五 。规则与秩序提供确定性，可以对冲公共风险，从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，降低宏观成本。风险带来的是成本、损害和损失，是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威胁。新冠疫情突袭，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。

要分清不同主体的风险责任，防止道德风险和风险防范中的相互依赖。五是区分公共风险与个体风险，明晰风险责任。由于非接触性行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高于接触性行业，疫情对中低收入者的冲击比高收入者更大，贫富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。

疫情冲击的另一个不同在于，它具有很强的同步性。过去两个月，无论是美国国债市场隐含的通胀预期，还是基于消费者调查的通胀预期，都出现了明显的抬升。宏观金融将朝着紧信用、松货币、宽财政的方向深化，也就是金融监管抑制信贷扩张，货币增长支持财政扩张，其效果主要是通胀上升，而不是信贷带来的资产价格上升和贫富分化。例如，金融、互联网等非接触性行业复苏更快，娱乐休闲、餐饮旅游等接触性行业复苏更慢。

疫情消退后，社交隔离解除，供给开始恢复，同时创造需求，经济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。1992年欧共体签署的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》对这一比重的限制标准是，公共债务不超过GDP的60%。

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，货币政策过迟反应的可能性更大，由此会加大金融市场的波动。对于我们思考这一次的货币扩张，区分外生货币和内生货币非常重要。如果房地产市场降温，经济内生的信贷扩张动能放缓，或者债务违约压力增加，货币政策就面临需要增加流动性的压力，或者说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将变大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美国财政对货币投放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。

由于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不同，中国的紧信用比美国差了近10年，但看未来几年的发展，紧信用、松货币、宽财政可能也是宏观金融的大方向。1月以来中国短期利率上升，可能和信贷前期扩张太快、资产价格上升压力有关，货币条件有必要先紧一紧。2020年，中国主要是通过信贷投放货币，基本上是内生货币。虽然这次财政扩张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问题。

2021年，随着疫情缓解，物理限制下降甚至消除，全球经济活动必然反弹，这是个和财政货币无关的驱动因素。但这次不一样，2020年全球各国都受到了疫情冲击，经济同步下行，随之而来的是全球货币和财政同步宽松，虽然各国宽松力度不同，但方向是一致的。

但不可否认，在全球低增长、低利率、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，财政融资的边际成本已远低于以前，而财政政策带来的潜在边际收益（比如促进总需求、降低贫富分化）却比以前更高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外生货币的过度扩张带来的主要问题是通胀，也就是货币发多了，物价要上升，因为外生的货币超过了经济内生的货币需求。

中国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，金融监管加强带来紧信用，2020年应对疫情的特殊情况导致信贷的另一波扩张，疫情后经济复苏，去杠杆和金融风险处置可能将重新成为关注点。由此可见，传统的、需求驱动的经济周期波动是全球不同步的。典型的内生货币是信贷。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，财政政策的吸引力将上升，财政主导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中长期趋势。这个要落实的话，将会进一步加剧通胀上行压力。由此带来的一个含义是，未来宏观政策不仅要关注总量与效率，也要兼顾结构与公平

另一方面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还要受税法等多种法律的约束，才能形成公平竞争、公平分配的经济秩序，确保有序数字经济的发展。第三，从规制性原理看，针对现实存在的差异，应当运用规制手段进行相应的法律调整，从而实现更经济的目标。

二、数字税立法的路径及其原理依循 （一）数字税立法的两种路径 对于数字税及其立法，有多种不同理解，大略可概括为两类。第一类认为，数字税就是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各类税种的统称，或者说是涉及数字经济的多个税种组成的体系。

例如，相关研究综述（丁成日，2007）表明，曾有人主张在既有的税法框架下，通过完善与房地产行业和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，构建房地产税和环境税制度。这既有助于保障征税效果，体现对本国税收利益的保护，又有助于促进中小数字企业的成长，推动数字经济的均衡、健康发展，从而实现税法规制的目标。

事实上，无论是国内的税收立法还是国际层面的税法协调，都体现了在基本价值引领下的原则协同。对上述两种立法路径的探讨，都要考虑相关基本原理和法律价值，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相关法律原则和具体规则。在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兼顾方面，既要肯定数字经济的效率价值，并力求使税法制度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，又要正视数字经济带来的诸多问题，通过税权结构的重整，解决相关的税收公平问题。而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态度则相反，因其数字经济发展落后于美国等经济体，并认为由此使其税收利益和国际税收分配秩序受到影响，因而不仅出台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（GDPR）等以加强对数字企业经济自由的限制，还注重对数字经济的税法规制，以维护其税收利益和国际税收分配秩序。

同时，在立法路径选择上也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。从差异性原理和可税性原理的维度，有助于揭示数字税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。

基于效率、自由、发展的价值，应强调通过依法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提升经济效率，促进经济发展，为此，应切实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，通过建立税收法治体系，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，促进数字经济的有效发展。面对数字经济的发展，无论在现行税制下对相关税种进行扩展，还是开征专门的数字税，都必须符合可税性的要求。

因此，有必要对上述基本价值展开进一步解析，以揭示价值引领的重要性。数字税立法不仅应依循上述三大原理，还应基于数字经济税收的特殊性，体现税收立法上的可税性原理。

在数字经济条件下，无论对跨国数字企业的普遍、平等征税，还是相关国家之间税收利益的公平分配，都涉及税收公平问题。总体而言，基于效率价值和自由价值，数字税立法会更强调税收中性原则。第二，从经济性原理看，各类税收立法都应有助于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，使经济运行更经济。税法的规制手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，即积极的鼓励促进与消极的限制禁止。

从经济性原理的视角审视数字税立法，更有助于揭示或说明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更具有合理性。在此基础上，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数字税立法应体现的基本价值，强调效率与公平、自由与秩序、安全与发展这三对价值尤为重要，它们构成了数字税立法的价值体系。

在三对价值中，基于公平、秩序、安全的价值，应强调数字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和法治保障，为此，应切实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，保障数字企业的基本权利和相关国家的税收管辖权，推进数字企业与非数字企业的公平竞争，维护税收分配秩序，保障国家和相关主体的经济安全。基于经济系统与法律系统、经济发展战略与法治发展战略之间的联动与协同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数字税立法的相对滞后也可能是相关国家主动为之，而未必是其怠于行使征税权。

可以说，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都是数字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，且都需要法律的有力保障。只有保持征税的适度和谦抑，才能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税制，并据此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。